2．证据的关联性。应当认识到证据具有证明力的价值，始于人们对证明材料的收集。在对证据的收集阶段，凡收集到的证据，都应视为与待证事实有关，也正因如此，便将一切与待证事实无关的材料排斥在证据之外。证据的关联性是以证据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关联性之中包含了客观性，审判人员对于同一证据的审查判断，实际上是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判断和评估的一个过程。 3．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可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一般而言，法庭采用的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但有关联性的证据并非都具有可采性。英美法系国家在其证据法上规定一系列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 此外，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他们认为必要的证据时，如果对方提出该证据不具有可采性时，法官可予以制止。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上没有关于证据可采性的繁琐规则，证据是否可以采用由法官按其内心确信自由裁断。 我们认为，为了限制法官有意或无意滥用自由裁量的权力，在切实可行的条件下，关于证据的可采性应借鉴英美法国家的做法，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排除规则，以便于法官借以遵循。 依据指引：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2日) 第五十八条 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 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9年1月18日) 第三百三十六条 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内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不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 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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