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控制功能

在废除死刑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我国较多适用死刑的司法现实，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理性反思死刑的价值，并提出控制死刑的学术主张乃至立法建议。这无疑是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的。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虽然一直宣示“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然而立法却走着扩张死刑的道路。面对1997年刑法在1979年刑法基础上大幅度增加适用死刑的条文(由15条增加为47条)和罪名(由28个增加为68个)的立法情势，学者们一度深感无奈和绝望。然而，当司法方式摆脱立法羁绊成为限制死刑的活的方式被挖掘出来时，人们开始兴奋起来。因为立法条文只是纸上的法律，而司法是实际适用法律的实践，是将纸面的法律条文变为法律现实的桥梁，而通过这一桥梁无疑可以达到实际控制死刑的目的。而许多力主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人们，就是期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集中地控制死刑的适用数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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