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求为中断事由导致了诉讼时效的立法意义丧失。近年来，企业间三角债、连环债成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尽管其成因非常复杂，但其中部分债务本可通过诉讼得到迅速及时的解决。而因立法允许请求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故较多债权人鉴于各自的原因，都宁愿几次三番地派人催讨债务，也不愿涉讼。诚然，催讨反映了债权人行使权利的要求，但其本身缺乏强制力。

其次，请求为中断事由为违法者逃避责任提共了机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权利人权利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起诉，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立法将请求规定为中断事由，就必然给诸如此类人提供了逃避责任的机会，一旦职代会、工会、财务科等部门提出质疑，他们就可以已催讨，对方未还为由予以搪寒。时间一久再被发现，要查证就相当困难。而且在证据不足时，他们还可把它说是正常的经营亏损。由此国家、集体蒙受极大损失，而违法乱纪者却逍遥法外，溜之大吉。再则，请求为中断事由亦易使民事纠纷的矛盾激化。目前，在企业讨债过程中，已发生了采用非

总而言之，请求为中断事由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我们的立法部门应予重视。当然，在修改有关条文时，也不应急于求成，立即取消，而当事人通过请求协商解决有关争议也属常事。因此，应当寻求一个切实可行，又不偏离我国国情的做法。笔者以为不妨借鉴一下日本的民事立法。日本民法典153条规定:“催告，除非于其后六个月内为裁判上的请求，......一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可见，该规定在将请求作为中断事由的同时，也考虑到其效力的薄弱，而加以限制。即在请求后六个月内，虽再为请求，甚至是若干次都不能延长六个月的期间，不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至于请求后在我国应在何时为起诉，则应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而定，可以是六个月、一年或更长些。这样的立法，既与时效制度设立目的相一致，又保证了权利人自已意愿的体现，还防止了违法者利用诉讼时效规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法手段如胁迫、非法扣押等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情况，在公民“私了”债务纠纷时，也往往出现一言不和，拔拳相斗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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