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不安抗辩权制度，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一)“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的认定问题。合同法采取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办法界定了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律对于“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其他情形”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需要最高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便于统一执法。根据合同法立法精神和不安抗辩权的内涵要求，笔者认为，所谓“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倒闭;(2)身负巨额债务，有多个合同义务不能按期履行;(3)恶意经营、私分或压价出售财产，以致财产显著减少，难为对待给付;(4)因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履约的特定物(不可替代物)灭失，而不能履行;(5)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一女两嫁”，将约定交付的特定物卖与他人，以致履行不能;(6)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签约后丧失履约的行为能力，不能按约定亲自完成工作成果;(7)劳务(雇佣)合同中提供劳务的当事人签约后丧失履约的行为能力;(8)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危及先履行方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实践中，只要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属于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据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其不安抗辩主张。

(二)“合理期限”的界定和适用问题。依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权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由于法律对于“合理期限”的上限(具体时间)并未明确，以致实践中对此认识与理解不一。同时，还影响到权利人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使此类合同关系可能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状态。因此，亟待最高法院对“合理期限”作出司法解释，以便于统一执法和规范司法操作。根据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笔者认为，对“合理期限”的界定，宜采取当事人约定与司法解释确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将此期限的具体时间确定为30日。同时，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即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在中止履行时，可以根据合同的性质与对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约定“合理期限”的上限。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其上限不受30日的限制。且只有在当事人双方未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合理期限为30日的规定。这样，既便于统一执法和司法操作，又利于促使对方及时提供适当的担保，同时还利于保障权利人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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