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关于股东权益的讨论让我们了解到，上市公司这种极端的产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形式，至少带来以下问题：第一，股东与经理层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理层掌握确切的信息，而身在局外的大量公众股东只能根据披露的信息来了解情况;第二，上市公司经理层完全掌握资产的使用和支配权;第三，股东数量众多，财力和势力弱小，而掌握公司资产的经理人数少、财力和势力强大;第四，正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股市参与者众多，股票交易价格成为极好的操纵对象，也为内幕人以匿名身份进行不公平交易提供了场所。

以上几方面都说明一点：在这种势力和信息都严重不对等的大众市场上，公共权力机构应当介入，保护处于弱势的广大投资者。但问题是，由哪些机构介入?以何种形式介入?股票市场是一个大众市场，其正常运作不能、也不应该只靠政府行政部门(证监会)，而是需要这三大机构的全面配合、各负其责。那么，在市场监管责任上，证监会、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工应如何?彼此又如何监督?

当然，立法机构不应直接介入具体的市场监管，它的职责在于立法，而不应直接参与执行。它应做的是起草并通过保护股东的法律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也要确保政府机构的规章不与这些法律相冲突。

那么，具体的执法与市场监管责任如何在行政和司法间分配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完全由行政机构(证监会)来管制(“纯管制”模式)，不需要法院介入。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第二种方案是完全由法院来监督(“纯法院”模式)，不需要行政机构介入。比如，1934年前的美国和1986年前的英国就如此。第三种方案是由证监会和法院同时从不同方面介入、综合并平衡各自的作用(“行政与司法配合”模式)。今天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行政和司法分担不同的责任，分别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

为进一步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再思考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尤其是证监会、法院与人大之间的分工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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